吕绍刚：AI改变新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一文中提出，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带动了媒体智能化进程加速，颠覆和重构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模式和机制。
“人工智能会取代记者吗？”“媒体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一系列问题，成为新闻业界与学界的普遍关切。
一、新闻实务视角中的人工智能
第一，它是聪明的，也是傻瓜的。
人工智能工作高效，为新闻内容处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依靠海量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收到的信息和指令，自动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产品。通过对信息的智能化挖掘、整合，最后“创作”出来的产品，甚至可能超出指令输入者的想象。
同时，在功能性上，人工智能的使用是一键生成式的“傻瓜操作”。记者、编辑只需要输入指令，就能快速获得机器自动生成的结果，省去人工进行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审核校对等冗长、重复的工作环节，极大提升新闻生产的效率。
这种自动化的内容生产方式简单便捷，丰富了新闻媒体的工具箱，在减轻新闻工作者负担的同时，也以创新的方式赋能新闻生产、传播流程的各个环节。多元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让新闻的可拓展空间不断延伸。
第二，它是完美的，也是残缺的。
人工智能由机器训练，对于用户提出的问题，其内容输出通常具有完整、清晰的逻辑路线，例如使用“原因－分析－结果”的基本框架进行输出，表达时也倾向于使用层次分明的“1234”分点结构，让人一目了然。
然而，这样输出的答案看似“完美”，却容易给读者带来一种不真实感。换句话说，人工智能的批量化产出，让新闻生产进入了“预制菜时代”，选择丰富、搭配完美，但也暗藏风险和危害。
一方面，机器的回答缺少“灵魂”。正如艺术不可复制，新闻生产也需要创造性、独特性。逻辑性的输出、计算的语言，让过于“完美”的机器生成内容失去了鲜活感和生命力。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也引起了关于“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讨论。有观点指出，人工智能创作实际上是经过大数据处理和加工的“高级洗稿”，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侵权行为。
第三，它是多元的，也是单一的。
目前，赋能新闻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文生文、文生图、文生视频、图生视频等不同形态的创作，带给观众多元化的阅读、观看体验。尤其在视觉效果方面，人工智能的参与，不断为新闻生产提供新的可能性。
丰富的产品形态、个性化的回应表达看似无所不包，但其背后的逻辑次序、价值体系却是单一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是由人类创作内容构成的海量知识库；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则受制于程序员设定的逻辑路径。其内容生成，仍是机器对被投喂数据进行反复“咀嚼”和“糅合”的过程，难以跳出已有的模式和范式。
此外，人工智能“有IQ，没EQ”，并不具备情感、道德等复杂的认知能力。它生成的内容往往是基于数据的统计规律和模式匹配，而非基于深刻的道德或哲学思考，难以与丰富和复杂的人类价值体系“对齐”。
二、重塑新闻生产与传播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渗入，为新闻生产与传播带来了深刻影响，重塑了新闻的生产机制、内容形态和价值内涵。
第一，重塑了新闻的生产机制。
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少新闻创作者的“得力助手”，辅助记者、编辑完成语音识别、内容纠错、舆情分析等工作。例如，一些媒体探索与人工智能共创版面，将耗时2—3天的图片手绘缩短至2小时，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内容创作方面，“写作机器人”已在天气、球赛、股市等模式化、类型化文本写作中，表现出不俗实力。如今，人机对话，还能够辅助创作者搭建基本框架、形成初步想法，并完成符合常规特征的新闻评论、理论文章、视频剪辑等，为新闻生产传播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重塑了新闻的内容形态。
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图、视频等多种产品形态，视觉化转型的趋势明显。今年两会，人民网推出多位少数民族语言数字主持人，带读者速览两会知识点。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龙岗区等区级融媒体借助人工智能，推出《福田十座宝藏大楼》《用AI打开罗湖春色》《龙岗，未来已来》等丰富多彩的作品。
这类融合报道包含更多的创意、技术和艺术元素，不同于传统编辑、摄制的传统新闻，成为一种复合、全新的创作形态，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实现了个性化定制的内容创作。
第三，重塑了新闻的价值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其训练数据、算法编程和自我学习演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裹挟着一定的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包括谣言、偏见、歧视等负面特征，并最终体现在生成的内容中。
同时，随着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技术深度介入新闻生产与传播，很可能出现新的价值路径，自主生成全新的不可控的价值内涵。
此外，媒体机构倾向于生产平台算法青睐的内容，“把关人”权力消解，读者也更易陷入内容同质化的“信息茧房”。于是，人工智能可能会生成、消解或固化各种价值。
人工智能对新闻实践带来重塑与改变，也必定带来各种挑战。
比如，人工智能时常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看似条理流畅的语言背后，经常存在事实性错误，脱离社会情境，数据信息滞后，且囿于用户提供的方向和细节。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更多是补充，而非替代。它将记者、编辑从繁重乏味的日常事务，以及重复机械的工作流程中解放出来，转而集中于主动、创意、深度的内容领域。
这一背景下，媒体内部的角色分工和工作模式也被重新塑造。记者、编辑需要及时调整工作习惯，以适应人机协作的新未来。
三、人工智能助推传媒业高质量发展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技术浪潮，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传媒行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闻媒体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一，鼓励一线记者编辑，合规探索使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处理、语义分析、数据挖掘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可以更快速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同时，一线记者编辑对新闻事件的敏感度、理解力以及调查采访的技巧，都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人工智能的灵魂和意义，需要创作者赋予。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关键要看采编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包括思想立场、逻辑审美和技术方法论等。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媒体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探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这需要新闻工作者加快更新思维理念、主动提升技能素养，适应和掌握各类新工具、新模式，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步伐，为工作提质提效。
除了现有员工的“再学习”“再培训”，新闻媒体也要吸纳跨行业专业人才，打造与智能化业务相适应的人才体系。
同时，也期待国内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积极参与到新闻生产工具的开发中来，创造更适应新闻生产场景的产品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与媒体行业的深度融合，一起做好媒体融合的大文章。
第二，加强法规与伦理建设，提升民众媒介素养。
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吗？人机共创的作品，版权归属又应如何划定？伴随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这些都需要提前介入、做好防范。
在媒体的智能化探索中，最常见的就是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大量的数据资源注入企业，或将用于其他产品和市场的开发应用，也会带来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等问题。
在道德伦理方面，使用人工智能要格外关注其真实性、导向性问题。
日渐泛滥的人工智能广告，正因“快餐味儿”“廉价感”受到指责。不久前，深圳地铁一组由人工智能制作的公益广告引起争议。有网友表示，身心俱疲的下班路上，还要看“辛勤工作”的假人点赞“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美”，令人不适。
技术门槛降低，也让假新闻创作更容易、更逼真也更庞杂。这不只是新闻“预制菜”，更是“假菜”，甚至“毒品”。
以假乱真的换脸技术、视频生成技术，让“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说法也变得不再可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对此，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渠道信息鉴别能力，势在必行。
第三，强化意识形态风险安全管理，坚持底线思维。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速度快，数量高，内容丰富。面对即时、海量、多元化的信息，内容监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据统计，GPT-3的训练数据中，英文数据占比超过92%，中文则不到1%。ChatGPT的英文输出结果准确性、逻辑性也远大于中文。这样自带预设立场和价值观倾向的技术，在深度嵌入生产生活中时，很容易成为诱导认知偏向的工具。
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平台渠道等，要坚持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做好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审查和治理，坚持主流价值判断、社会责任规范。
在新闻实务中，记者和编辑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把关人、第一责任人。要清晰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边界和潜在风险，坚持底线思维，避免过度依赖和不当使用。
对大语言模型，也要做好人为治理。通过完善数据建设、明确输出审核、建立法规治理，让人工智能在社会意识形态塑造上发挥积极作用，助力凝聚社会共识，扩大主流声音。
第四，注重国际传播，加强多语种模型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支持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利器，助力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看见中国。其中，多语种模型的建设，能够降低语言成本，提升传播效率和质量，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传播，进而推动国际传播的广度、深度的提升。
目前，国内各家科技企业纷纷推出了大语言模型。然而，多语种模型建构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相较于英语、日语等，“小语种”的数据和语言服务还存在较大空白。
我们期待，更多国内企业投入开发多语种的自有产品，更好地满足国际新闻生产传播的需求。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文化输出和语言服务，展示中华文化与价值观，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和学界多方共同努力，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文化互鉴和文明交流。
来源：《传媒》2024年12期
